独立学院大举单飞是否为时过早?

时间:2012年07月13日 来源:金沙国际官网 浏览:4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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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脱离名校“母体光环”不利招生,无形资产难以评估影响“分家”

  当自授学位的浪潮涌起,学界有观点认为,“独立”是大势所趋。

  被纳入行政排名,却没能与公办学校享有国家财政拨款的同等待遇;校管理方作为具体办学实施者,在重大决策上却难有话语权。种种无奈“逼迫”独立学院试图选择“独立”为摆脱之道。

  然而,谁不曾目睹率先扬起“独立”之帆的勇士险些被无情巨浪吞噬的惨烈?以河南郑州大学升达学院为例,它早早脱离母体学校,自立门户,然而“光环”褪去后,知名度下跌、师资匮乏、招生困难……谁不害怕开启可怕的“厄运魔咒”?

  可以预见,倘若真的脱离母体学校,独立学院必将经历一个“阵痛期”。

  可是,“独立学院就像是公办母体高校和投资方的孩子,孩子长大了总该独立,难道要一直当‘啃老族’吗?”一位长期从事独立学院研究的专家如是说。

  尽管如此,记者在走访多家独立学院时,校管理者或曰学校羽翼尚未丰满,或指出独立后资产分割等难题,均表示尚未准备好脱离母体学校。而独立学院投资方和举办方的态度同样尚不明确。

  偏离“航道” 独立学院难逃行政化“命运”

  “公办学校日趋行政化,办事程序繁琐,人员臃肿,体制创新艰难。民办学校社会认知度低、政府支撑力度小。” 中大南方学院党委书记陈腾华指出公办、民办学校各有不足,而独立学院创办的初衷,就是想继承公办学校的师资优势,同时吸取民营资本,避开公办大学行政化管理的劣势,走俗称“公私合营”的道路。

  可是,现实却偏离了初衷。

 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,大多独立学院,不可避免地“被感染”教育行政化的通病,行政人员安排、校机构设置往往要服从政府部门的规定,和公办大学保持一致。坚守办学的独立自主权变得越来越难。

  说到这个,陈腾华一脸无奈。比如,辅导员要求1∶200的师生人数配制,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建立的党务宣传部、统战部、武装部等,均有最少人数要求。

  “在国家没有拨款补贴的情况下,独立学院完全依靠高收费得以维持学校的运转。有的公办学校招收一名学生享有2万元国家财政补贴,可南方学院每年的学费仅有1.8万元。每个学生都是大家的股东,怎么能乱花他们的钱?”陈腾华呼吁,相关部门应该多考虑独立学院及其他民办高校的具体情况,而不是将其和公办大学“一刀切”。

  除了夹缝中寻出路,别无他法。南方学院领导班子经过反复琢磨,找到既不违反规定又不浪费资源的法子。

  “大家的图书馆,建设初期才3个工作人员,现在也就7人,而同类型的某些院校,图书馆规模大约只有我校的一半,工作人员却有二三十人。”陈腾华笑着告诉记者秘诀:原来,南方学院“聪明”地动员学生参与校园管理工作,志愿者队伍、勤工助学队伍、学生骨干队伍,加起来是一股不小的力量。据陈腾华说,前年学校管招生的老师才一个半(半个是兼职),但却有400多名学生志愿者帮忙。

  记者近日从教育界人士口中获悉,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(以下简称增城学院)已经在筹备脱离其母体学校华南师范大学的相关事宜,最快可能于今年内转设为一般的民办高校。华南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证实,该校确已同意支撑增城学院按照教育部政策申请独立。

  按照某独立学院负责人说法,目前除增城学院外,广东省内再没有第二所独立学院近期有“独立”的计划。

  “我一直认为,独立学院就像是公办母体高校和投资方的孩子,孩子长大了总该独立,难道要一直当‘啃老族’吗?”中山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屈琼斐坚定地表示,独立是必然趋势。

  教育部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《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》(即教育部第26号令),给予独立学院5年的调整与考察验收期,并规定从2008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,独立学院将独立授予学位证书。屈琼斐延续她一贯坚持的“爸爸妈妈和孩子”的比喻,认为自授学位意味着独立学院不仅有了户口,还长大成人,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。

  可是,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来看,“这件事急不得”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副院长赖志立进一步说明,广东省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办学时间短,尚未被社会认可,目前无法摆脱母体学校的影响。因此,他明确表示,脱离母体学校“单飞”,尚未列入该校的议事日程,“大家的羽翼尚未丰满”。来自母体学校的声音证实了这一说法,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隋广军表示:“据我所知,南国商学院目前尚没有脱离母体学校的打算。”

  “一所高校是需要历史积淀的,其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被社会接受和认可。”在这一点上,赖志立和许多独立学院负责人的观点不谋而合。

  前车之鉴 褪去“母体光环”恐招生困难

  不久前,中山大学高层与南方学院投资方——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企业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“转设”的必要性。

  “母体学校一方认为目前双方签署的合同期限未满,暂不考虑独立问题,希翼南方学院在目前的环境下顺势发展下去。”陈腾华给出母体学校的说法。

  双方在南方学院“独立”问题上态度均比较模糊。个中缘由不言自明,一旦“独立”,财产必须“分家”,那将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大难题。

  “南方学院投建时大概花了3—4亿元,经过6年的快速发展,学校资产已经增加了不少。”庞大的有形资产是一方面,多年积攒下的无形资产又要怎么评估呢?陈腾华认为这是个技术难题。

  而且,母体学校也不见得愿意慷慨舍弃每年从独立学院获得的可观收益。这里指的是独立学院每年向母体学校上缴的“管理费”。在广东,管理费一般在学费收入的20%上下波动。

  独立学院本身如此敏感,有着前车之鉴。

  早在2008年10月,4所来自我国东北地区的独立学院就率先从母体学校中脱离出来。不幸的是,独立后第二年,它们被招生困难的窘迫缠绕着,差点“窒息”,迫切渴望重回母体学校怀抱。郑州大学升达学院也在独立后首次招生就遭遇“滑铁卢”,被看作“独立”后负面效应远超预期的典型。

  南方学院去年一项调查显示,报考该校的学生,大多数是看中该校与中大的关联。

  可以预见的是,倘若真的脱离母体学校,独立学院必将经历一个“阵痛期”。能不能从“阵痛”中喘过气来,并非任何一方能够左右。

  制度缺陷 独立学院管理方“人微言轻”

  可是,“有没有可能走第三条道路?我在设想,由大家校管理方自己办学,既不回归母体学校也无需再服从于其他方面。”陈腾华忍不住将这个一直埋藏在他心底、大胆又前卫的想法说了出来。

  “但母体学校和投资方都没有这种想法。”陈腾华有些无奈,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过程中,若是偏向母体学校,就由母体学校说了算;如果母体学校不那么坚持,则投资方站出来表态的可能性大。

  “大家校领导班子作为管理方,就好像是高级打工仔。”陈腾华用自嘲的方式指出校管理方在董事会中的尴尬地位。他说,在很多独立学院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况:举办方潜意识里认为管理方是由自己派出的,而投资方认为管理方是给自己打工的。由此,管理者声音之“微弱”可见一斑。

  这源于国内独立学院采取的董事会制度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。陈腾华所在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理应设7个董事,投资方3个董事,举办方3个董事,按理该存在的1个独立董事至今仍未出现。

  “在发达国家,私立大学并不隶属于某个私人老板或某一投资集团。学校董事会对学校实行宏观决策领导,负责招揽社会名流投资和决定办学走向以及审查预决算等,而专业设置、师资配置、教学质量监控、预算资金使用等,由校长及其领导下的管理层即学术副校长(或教学总监)、审计长、学生事务副校长等和教授委员会分别负责。”陈腾华说,相比之下,国内某些独立学院董事会则管理至微,校长往往对预算内资金调配显得无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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